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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二十三年(公元649年)六月，高宗李治即位，迁李义府为中书舍人，兼修国史，加弘文馆学士。太尉长孙无忌恶其为人，要将其贬为壁州司马。诏末下，李义府问中书舍人王德俭有无办法。王德俭说：“武昭仪方有宠，上欲立为后，畏宰相议，未有以发之。君能建白，转祸于福也。”李义府即代王德俭值夜，叩阁上表，请废王皇后，立武昭仪。李治大悦，召见了李义府，并赐珠一斗，下令中止贬降他为壁州司马的诏书，留下服侍。这次的投机与当时的政治走势合上了拍，使李义府得到了机会。武后被册立后不久，李义府就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广平县男，监修国史。从此，李义府当上了宰相，成为武则天的心腹。从此，李义府和许敬宗、王德俭以及御史大夫崔义玄等人相互勾结，结党营私，肆无忌惮，诛杀贬弃刚毅正直的大臣。李义府开始了他的奸相的一生。
十八、幸运的马周
马周是唐太宗时人，出身孤贫，早年遭遇颇为坎坷，虽然他精通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这些儒家经典，毕竟因为社会地位低下，也不被家乡父老所重视。后来，马周谋到了一个教书匠的差事，他大概是不屑于此吧，也不认真讲授，常混迹于酒楼茶肆之间，被地方官屡加谴责。于是，马周拂袖而去，漫游于曹州、汴州一带，又被一个小县令所羞辱。马周一愤之下，直奔长安。
来到京师长安之后，马周便投奔在中郎将常何的门下。贞观三年，唐太宗命大臣百僚上书，评论朝政的得失，常何是个武官，对于政治上的事情说不出个所以然，这却给马周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好时机。于是，马周代常何起草了一份奏书，就朝政得失的二十余件事加以评论，条分缕析，引经据典，很有见地。唐太宗一见，大为赞赏，奇怪常何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，常何老老实实回答：“我可没这个能力，这是我的家客马周所拟写的。”唐太宗惜才如命，连忙传令召见，一连派出四次使臣，加以催促。唐太宗当见到马周之后，与之交谈，十分高兴，当即便将他留在了朝廷。常何因举荐得人也受到赏赐。
从此，马周的官运一路亨通，从监察御史而朝散大夫，而给事中，而中书舍人，最后直至中书令，成为唐太宗一朝的名臣。
中国古代有一种幕府制度，一些权豪势要之家将许多人罗织到自己幕府之中，作为自己的智囊，有些人才便是通过这条途径脱颖而出的。马周是这种人当中的幸运儿，引得后来许多人的艳羡。唐代后期诗人李贺曾十分感慨地写道：“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，天荒地老无人识。空将笺上两行书，直犯龙颜请恩泽。”
像这样的幸运儿还有一些，如著名诗人高适，55岁以前，一直是辗转流离，穷愁潦倒。55岁那一年，高适投入著名将领哥舒翰幕府之下，由哥舒翰向唐玄宗直接推荐，命运才有了转机，此后历任淮南节度使、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要职。
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幸运的，杜甫流落长安十年，也不知辗转于多少豪门权势之家，可结果呢，“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，一无所获。看来，巴结权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呢!
十九、韩愈被荐之路
大文学家韩愈的仕途开始时很不顺畅，他二十岁左右开始参加科举考试，一连三次，均名落孙山，直到第四次才算考中，这时他已25岁了。根据当时的科举制度，考中进士，还不能授官，还需经过吏部的考试，合格者才可正式授官，于是韩愈又考，不料又是一连三次的失败。
既然这条路走不通，只好另寻门路，韩愈开始“跑官”了，他先后向当时执政大臣多人上书，推荐自己，两个月内向三位宰相上书三封，依然没有得到他们的青睐。
于是，韩愈又不得已而求其次，投奔地方军阀，先后投奔了两名军阀，可第一次只干了两年多，幕主便死了；第二次还没上任，幕主便已死去。韩愈真可谓“靠山山倒，靠水水流”。
韩愈于是又回到京城，重新“跑官”，这一回他选中了京兆尹李实。按照老办法，先给李实写了封信，信中说：我来到京师已经15年了，所见的公卿大臣不可胜数，他们都不过是些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的平庸之辈，还从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忠心耿耿地效忠皇上、忧国如家的人。今年天气大旱，一百多天没有下雨，种子下不了地，田野寸草不生，可是，盗贼不起，谷价不涨，京城百姓、家家户户都感受到了您的关怀。而那些一贯为非作歹的奸狡之徒，也都丧魂落魄、销声匿迹。如果不是您亲自处理镇服，宣传天子的恩德，怎么能到这一步!我从青少年时代便读圣贤之书，颂圣贤之事，凡见到忠于君孝于亲的人，虽在千百年之前，也十分敬慕，更何况亲逢阁下您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能不侍候在您的身边以报效我的忠心呢!
也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吧，韩愈果然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成为一名京官了。
那么，这位李实真的像韩愈所说的那样好吗？完全不是，这是一个十足的奸佞之辈。据史书记载，李实“自为京尹，恃宠强愎，不顾文法，人皆侧目。二十年春夏旱，关中大欠，实为政猛暴，方务聚敛进奉，以固恩顾，百姓所诉，一不介意。因入对，德宗问人疾苦，实曰：‘今年虽旱，谷田甚好。’由是租税皆不免，人穷无告，乃彻屋瓦木，卖麦苗以供赋敛”。
李实之奸，京师之人无不切齿痛恨，以韩愈的见识，竟然看不透这个人的真相？不是的，韩愈在担任监察御史后，立即上书唐德宗，反映关中旱情及民不聊生的情况，实际是在不指名地告李实的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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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二十三年(公元649年)六月，高宗李治即位，迁李义府为中书舍人，兼修国史，加弘文馆学士。太尉长孙无忌恶其为人，要将其贬为壁州司马。诏末下，李义府问中书舍人王德俭有无办法。王德俭说：“武昭仪方有宠，上欲立为后，畏宰相议，未有以发之。君能建白，转祸于福也。”李义府即代王德俭值夜，叩阁上表，请废王皇后，立武昭仪。李治大悦，召见了李义府，并赐珠一斗，下令中止贬降他为壁州司马的诏书，留下服侍。这次的投机与当时的政治走势合上了拍，使李义府得到了机会。武后被册立后不久，李义府就拜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广平县男，监修国史。从此，李义府当上了宰相，成为武则天的心腹。从此，李义府和许敬宗、王德俭以及御史大夫崔义玄等人相互勾结，结党营私，肆无忌惮，诛杀贬弃刚毅正直的大臣。李义府开始了他的奸相的一生。
十八、幸运的马周
马周是唐太宗时人，出身孤贫，早年遭遇颇为坎坷，虽然他精通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这些儒家经典，毕竟因为社会地位低下，也不被家乡父老所重视。后来，马周谋到了一个教书匠的差事，他大概是不屑于此吧，也不认真讲授，常混迹于酒楼茶肆之间，被地方官屡加谴责。于是，马周拂袖而去，漫游于曹州、汴州一带，又被一个小县令所羞辱。马周一愤之下，直奔长安。
来到京师长安之后，马周便投奔在中郎将常何的门下。贞观三年，唐太宗命大臣百僚上书，评论朝政的得失，常何是个武官，对于政治上的事情说不出个所以然，这却给马周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好时机。于是，马周代常何起草了一份奏书，就朝政得失的二十余件事加以评论，条分缕析，引经据典，很有见地。唐太宗一见，大为赞赏，奇怪常何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，常何老老实实回答：“我可没这个能力，这是我的家客马周所拟写的。”唐太宗惜才如命，连忙传令召见，一连派出四次使臣，加以催促。唐太宗当见到马周之后，与之交谈，十分高兴，当即便将他留在了朝廷。常何因举荐得人也受到赏赐。
从此，马周的官运一路亨通，从监察御史而朝散大夫，而给事中，而中书舍人，最后直至中书令，成为唐太宗一朝的名臣。
中国古代有一种幕府制度，一些权豪势要之家将许多人罗织到自己幕府之中，作为自己的智囊，有些人才便是通过这条途径脱颖而出的。马周是这种人当中的幸运儿，引得后来许多人的艳羡。唐代后期诗人李贺曾十分感慨地写道：“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，天荒地老无人识。空将笺上两行书，直犯龙颜请恩泽。”
像这样的幸运儿还有一些，如著名诗人高适，55岁以前，一直是辗转流离，穷愁潦倒。55岁那一年，高适投入著名将领哥舒翰幕府之下，由哥舒翰向唐玄宗直接推荐，命运才有了转机，此后历任淮南节度使、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要职。
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幸运的，杜甫流落长安十年，也不知辗转于多少豪门权势之家，可结果呢，“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”，一无所获。看来，巴结权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呢!
十九、韩愈被荐之路
大文学家韩愈的仕途开始时很不顺畅，他二十岁左右开始参加科举考试，一连三次，均名落孙山，直到第四次才算考中，这时他已25岁了。根据当时的科举制度，考中进士，还不能授官，还需经过吏部的考试，合格者才可正式授官，于是韩愈又考，不料又是一连三次的失败。
既然这条路走不通，只好另寻门路，韩愈开始“跑官”了，他先后向当时执政大臣多人上书，推荐自己，两个月内向三位宰相上书三封，依然没有得到他们的青睐。
于是，韩愈又不得已而求其次，投奔地方军阀，先后投奔了两名军阀，可第一次只干了两年多，幕主便死了；第二次还没上任，幕主便已死去。韩愈真可谓“靠山山倒，靠水水流”。
韩愈于是又回到京城，重新“跑官”，这一回他选中了京兆尹李实。按照老办法，先给李实写了封信，信中说：我来到京师已经15年了，所见的公卿大臣不可胜数，他们都不过是些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的平庸之辈，还从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忠心耿耿地效忠皇上、忧国如家的人。今年天气大旱，一百多天没有下雨，种子下不了地，田野寸草不生，可是，盗贼不起，谷价不涨，京城百姓、家家户户都感受到了您的关怀。而那些一贯为非作歹的奸狡之徒，也都丧魂落魄、销声匿迹。如果不是您亲自处理镇服，宣传天子的恩德，怎么能到这一步!我从青少年时代便读圣贤之书，颂圣贤之事，凡见到忠于君孝于亲的人，虽在千百年之前，也十分敬慕，更何况亲逢阁下您这样的人，我怎么能不侍候在您的身边以报效我的忠心呢!
也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吧，韩愈果然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成为一名京官了。
那么，这位李实真的像韩愈所说的那样好吗？完全不是，这是一个十足的奸佞之辈。据史书记载，李实“自为京尹，恃宠强愎，不顾文法，人皆侧目。二十年春夏旱，关中大欠，实为政猛暴，方务聚敛进奉，以固恩顾，百姓所诉，一不介意。因入对，德宗问人疾苦，实曰：‘今年虽旱，谷田甚好。’由是租税皆不免，人穷无告，乃彻屋瓦木，卖麦苗以供赋敛”。
李实之奸，京师之人无不切齿痛恨，以韩愈的见识，竟然看不透这个人的真相？不是的，韩愈在担任监察御史后，立即上书唐德宗，反映关中旱情及民不聊生的情况，实际是在不指名地告李实的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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